孤独客

慎独

周国平:我们都误解了幸福的含义


什么是幸福?


         1)幸福是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


亚里士多德语。原话:幸福是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我们永远只是因为它本身而选择它,正是为了它,所有的人才做其他事情。表达三个意思:一、幸福是人人都想要的,没有人不想要幸福;二、幸福本身是好东西,我们是因为它本身而要它的;三、只有幸福是终极目的,别的一切都是手段。

所以亚里士多德又说:人并不选择幸福,因为在要不要幸福的问题上不存在选择,人只选择达到幸福的手段。你想经商,是因为你认为经商会让你得到幸福。他选择从政,是因为他认为从政会让他得到幸福。我的女儿最近同时被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Tisch学院录取,哥大培养学者,纽大Tisch培养艺术家,她最后决定上纽大,是因为她认为做艺术家比做学者幸福。她爸爸是一个学者,我相信她从爸爸身上吸取了教训。

幸福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幸福呢?幸福这个词,我们都是用来指人生一种令人非常满意的状态。但是,什么样的生活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呢?好像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2)幸福仅仅是主观感受吗?


许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说幸福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自己觉得满意就好。这当然也有道理,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觉得自己不幸福,你当然不能说他是幸福的。但是,自己觉得幸福,就是幸福吗?有一种狂喜型的妄想症患者,整天乐呵呵的,比谁都快乐,你不会说他是幸福的人吧。有人虚拟了一个装置,叫快乐体验箱,你进到里面,系上安全带,接通电极,就会获得各种强烈的快乐体验,不但有感官的快乐,比如品尝各种美味,还有栩栩如生的奇遇和艳遇,比如和美女谈情说爱。你也许愿意体验一下,可是,让你长期在里面生活,你愿意吗?一定不愿意。可见主观感受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在想象中,人总是把自己最强烈愿望的实现看成是幸福,但是,愿望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的愿望,也是因时而异的。讲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动一个小手术,因为麻醉的缘故,手术后排尿困难。我站在便池前,尿胀得厉害,可就是排不出来,而我旁边那位先生哗哗尿得流畅,那个时候,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这家伙太幸福了。不久后,我也能哗哗尿了,但我会因此感到幸福吗?当然不会。这个例子比较可笑,但很说明问题。人往往这样,一样东西,没到手的时候想得要命,到了手不过如此,预期中的幸福感会大打折扣。所以,天下很难找到真正认为自己幸福的人。

那么,幸福完全是客观状态吗?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他拥有的外在条件是许多人羡慕的,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幸福。所以,外在条件再好,如果不转化为内在的体验和心情,也不成其为幸福。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幸福是主观感受和客观状态的统一。

3)幸福就是快乐吗?


在幸福问题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幸福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身体欲望的满足。针对这种看法,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问题:一辈子挠痒的人幸福吗?他是在一场辩论中提出这个问题的,辩论的对手是一个名叫卡利克勒的人,这场辩论是这样展开的——

卡利克勒首先表达了一种看法,他说:欲望的满足是最大的快乐,尽情地满足欲望就是幸福,为了满足欲望可以不择手段。听他这样讲,苏格拉底就说:好极了,请你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发痒,就用手去挠痒,并且一辈子挠下去,你认为他的生活是幸福的吗?卡利克勒火了,说:苏格拉底,你真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苏格拉底平静地说: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卡利克勒说:那么好,我就说他是幸福的。苏格拉底继续问:有一种人真的一辈子在挠身体某个部位的痒,就是男妓,你认为他们也是幸福的吗?这下子卡利克勒更火了,骂苏格拉底无耻。可是,在苏格拉底的步步逼问下,他不得不承认,快乐有好坏的区别。苏格拉底总结说,幸福不在于快乐,而在于过好的生活,幸福问题讨论的是一个严肃的主题,就是什么是好的生活。

在这里,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好像荒谬的问题:一辈子挠痒的人是幸福的人吗?但是,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幸福理解为身体欲望的满足,身体欲望的满足和挠痒是不是很相像?它们都是通过解除身体某个部位的不适感来获得快乐。所以,苏格拉底说的没错,一辈子追求身体欲望的满足的人,就是把一辈子挠痒当作幸福的人。

4)幸福就是运气好吗?


在幸福问题上,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幸福就是运气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给你讲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对幸福有特别健全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幸福和运气有一定的关系。他说,善,也就是好东西,有三个。第一个是灵魂的善,就是理性和道德。第二个是身体的善,比如健康、颜值高。第三个是外在的善,比如高贵的出身、财富、成功、名望、平安等。幸福主要在于灵魂的善,但也需要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作为补充。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有相当部分是自己不能支配的,存在运气好坏的问题。一个人很善良,可是出身卑贱,身体多病,一生穷困潦倒,你说他是幸福的人,你就太矫情了。

其次,一个素质好的人,即使运气不太好,他也能够平静地面对,偶然的坏运气不会使他失去幸福。不过,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他不说大话,他不说只要你拥有灵魂的善,不管你运气多坏,你始终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看法是,如果遭遇重大的、多发的坏运气,你素质再好,也不能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

第三,在一个素质不好的人身上,好运气会走向反面,导致不幸。比如说,一个女人脸蛋漂亮,可是灵魂空虚,漂亮就可能害了她,靠出卖色相过日子。一个富二代身价亿万,可是素质差,财富就可能害了他,成为纨绔子弟。只有在素质好的人身上,外在的好条件才能真正促进幸福。

总之,幸福和运气有一定的关系,但决定的因素是灵魂的善,是精神素质。


梁启超:会说话,就是心里装着别人


对人来说,嘴巴张开有两件事:吃喝和说话,说话交际在我们本身来讲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世上会说话的人很多,梁启超算其中一个。我国语言学家王了一先生形容梁启超的说话特色,称其:言之有物,实为心声,一声一咳,俱带感情。

会说话,就是要有真情,要把别人放在心上。 会说话,就是表达要真诚

1918年徐志摩经张幼仪二哥张君劢引荐,成为梁启超的门下弟子。徐志摩才情横溢,梁启超对于这个弟子十分喜爱。

当时正值留学热潮兴起,梁启超建议徐志摩出国留学以增长见闻,以为将来立身报国做准备,徐志摩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

1920年,徐志摩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学位后与同伴前往英国,一年后徐志摩认识了林徽因,并对其心生爱慕。林徽因此时虽已与梁思成定亲,不过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父母只是为儿女搭桥,成不成还要靠年轻人自己决定。

包办婚姻的不自由,新生的爱情火种,这些都促使理想主义者徐志摩迫切地想要开始他新的人生。

徐志摩提出与张幼仪离婚,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让“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

与徐志摩这种单纯的理想主义并不同,梁启超看出徐志摩这种追求“梦想的神圣境界”行为必定要失败,又怕他不能承受挫折,会堕落。

1923年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在信中,梁启超劝徐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梁启超的这些话,字字恳切,句句真诚。

会说话,就是我把你放在心上,以真诚之心待你。不论时代怎样变化,真诚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说话要真诚,不弄虚作假,不费尽心机。说话以爱为根基,真诚的关心对方,从爱的角度去表达,会让人产生力量。

会说话,就是言语上尊重他人

1920年梁启超写了一本书《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之后,梁启超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胡适在学术上的建议。

梁启超在信中说“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既以裨益我……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

之后梁启超又完成《墨子校释》一书,他致信胡适,请胡适作序,并希望胡适不客气地在序里“正其讹谬”。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代人,胡适是梁启超的后辈。胡适出生时,梁启超已完成了“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两大人生乐事。光绪年间,当梁启超被人看做舆论界骄子的时候,胡适才刚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可以说梁启超是胡适年少时的“偶像”,胡适曾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梁任公虽身为前辈,但任公在给胡适的信中却并未托大,反而表现出一种谦虚,一种对胡适的尊重。

一个会说话的人,必定是一个有礼貌,知谦逊的人。常言道: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从言语上尊重别人,是一个人善良的底线。把别人放在心里,在言语上尊重别人,面对不如你的人,不可倨傲,面对你不如的,不要卑微。

会说话,就是懂得换位思考

梁启超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一生给儿女们写了很多封信。

梁启超与林长民多年好友,两人更因儿女亲事,成为儿女亲家。1925年巨流河之战中林长民生死未卜,此时林徽因正与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面派人打探消息,一面给在美国的梁思成写信。

梁启超一面告诫梁思成“要自己十分镇定,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一面又叮嘱梁思成多加劝解林徽因,并让梁思成转告林徽因:“你可以传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

对于失去依靠的林徽因来说,此时有人伸出手拉她一把,给她依靠与心理上的力量,无比重要。

林长民去世后,林家一下子失去支柱,林家的经济情况与自己学费让林徽因发愁。

在梁启超写给梁思成的信中,梁启超让思成转告徽因:“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梁启超开导林徽因:“人之生也,与忧思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会说话,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把对方放在心上,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言语给对方以安慰。谨言慎行,在说话之前要考虑你将要说出口的话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伤害。讲话不能只图痛快,要学会换位思考,直率不是言语伤人的借口。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会说话”都是一项重要技能。会说话不是阿谀奉承,专挑别人爱听的话说,而是能在理解体贴他人的基础上,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会说话不是放弃真实的自己,而是在学会照顾理解他人。会说话,就是心上装着别人,以诚待人,用心说话。

精神层次越高的人越善良


一个人层次的高低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

当一个人能足以包容所有生活的不愉快,能专注于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利益时,那么他就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也是最善良的人。

一个高层次的人和自己的善良是成正比的,遇到事情,他们会传递自己的善心,这些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而是内心最基本的选择。

莎士比亚说:“善良的心,就是黄金。”

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心理越是健康,内心也越善良,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本性,在对人上他们微笑、喜悦的表情会越多,他们的人生也会活得更快乐。

当一个人能足以包容所有生活的不愉快,能专注于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利益时,那么他就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也是最善良的人。

一个内心充满善良的人,其精神层次一定会很高,他们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传递着自己的善心。

2015年,国家一级演员王宽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为了养活收养的6名孤儿,坚持茶楼卖场10年,历尽千辛万苦,把他们培养成才,这才是真正的大善。

央视给他的颁奖词是:

重返舞台,放不下人间悲欢,再当爷娘,学的是前代圣贤。为救孤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救孤你含辛茹苦十六年。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台上,你苍凉开腔,台下,你给人间作了榜样。

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老艺术家说平静地:“我做的这事儿真没啥可说的,人都有善良之心,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我不帮他们,总觉得心里不安。”

虽然王宽的生活是清贫的,但他是一个精神层次极高的人,就凭着这份骨子里的善良,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榜样。


善良是一种本性,但更是一种选择。

越是精神层次高的人,他们的综合素质也更高,也更加善良,因为他们明白,上天让善人成为善人,就是对善人的最高奖赏。

精神层次越高的人,格局也越大,遇到事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利益,这是他们内心最基本的想法。

亚当斯密说:“以遵从自己的心做利他的行,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的结合,也是最大的善良”。

精神层次高的人,做事绝不会出于欲望和功利,他们没有被其蒙蔽双眼,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传递自己的善意,是一个充满善良的人。

而精神层次低的人,只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做的事情大都是损人利己的,内心更不会充满善良。

当我们遇到一个愿意无偿传递自己善良的人,那么一定要珍惜,因为这是一个精神层次极高的人,能与他们做朋友,是我们的幸运。

米列说:“越是善良的人,越觉察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

精神层次高的人,越善良,他们的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非常优秀,他们的善良也终将会得到别人的敬仰。

最相爱的人也做不到彼此透明

周国平

人们常常说,人与人之间,尤其相爱的人之间,应该互相了解和理解,最好做到彼此透明,心心相印。

史怀泽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说,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任何人也无权对别人提出这种要求。“不仅存在着肉体上的羞耻,而且还存在着精神上的羞耻,我们应该尊重它。心灵也有其外衣,我们不应脱掉它。”如同对于上帝的神秘一样,对于他人灵魂的神秘,我们同样不能像看一本属于自己的书那样去阅读和认识,而只能给予爱和信任。

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我们应该顺应这个事实。相爱的人们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这种努力,互相鼓励,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别人的心灵”。

读着这些精彩无比的议论,我无言而折服,它们使我瞥见了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深度。凡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人,必然会深知一切精神事物的神秘性并对之充满敬畏之情,史怀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看来,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世界某种神秘的精神本质的显现,由此他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主张。在一切生命现象中,尤以人的心灵生活最接近世界的这种精神本质。因而,他认为对于敬畏世界之神秘本质的人来说,“敬畏他人的精神本质”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以互相理解为人际关系的鹄的,其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人的心灵生活的神秘性。按照这一思路,人们一方面非常看重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开索取理解。至少在性爱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种最正当的行为,而指责对方不理解自己则成了最严厉的谴责,有时候还被用作破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踊跃地要求理解别人,甚至以此名义强迫别人袒露内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绝,便斥以缺乏信任。



在爱情中,在亲情中,在其他较亲密的交往中,这种因强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声或无声的战争,我们见得还少吗?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作为有灵魂的存在物,人的伟大和悲壮尽在于此了。

王博:商业需要商业哲学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世界哲学大会商业哲学这样一个圆桌论坛,我想说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我想从世界哲学大会说起,特别是本届;第二部分我想提个问题,为什么商业需要哲学。

我们现在正在主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引起了政府、学界、社会,乃至在座的诸位企业家的关注,我认为这本身就是最成功的事情。我刚刚跟陈春花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说,我认为世界哲学大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重新唤起整个社会,不仅限于哲学家这个群体,对于哲学的热情。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这种热情一定要沉淀为一种思考,这个思考要归结为那个简单的问题,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对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阴差阳错进入了哲学这样的一个领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我的父亲给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替我选择的。我认为我很幸运,一直也在这个领域没有走出去。有的朋友是弃暗投明了,他们选择了商业。不过我总觉得选择了哲学,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世界。

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2012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百年系庆。在百年系庆上,我面对着台下两千多位系友,说过这样一段话,很多人经常问,学习哲学有什么用,看看我们在座的两千位系友,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学习哲学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当然可以做商业,当然可以进入到公共服务,包括政治的领域,当然也可以固守在我们的知识,或者说学术的领域,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卖猪肉,没有任何的问题。

哲学本身提供的不是某种知识或者技能,哲学提供的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思考。这种思考如果落实在生命中就表现为一个人的德性和智慧,这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

换句话说,本次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我们知道学以成人和学以成为某个具体的,比如说学以成材,是有根本的不同的。学以成材,是说我给你某个具体的技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服务,又有具体知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作者,比如说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软件工程师。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本次大会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成为一个「人」。

我也听到了不少对于本次大会主题的质疑,有的当然比较深刻,当然也有简单的,没有经过思考的。比如有的人说我们生下来就是人,怎么还要成为人。我觉得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生下来就完成了,很多动物生下来几分钟之后就可以走路,就可以跑,但是人不行。我总是会好奇,人的成长为什么这么慢?我们养育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二十岁还不成熟,为什么像我一样到了五十多岁还是不成熟。人是在文化和实践中成熟起来的,人是在思考中完成自己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不是从生下来就完成了自己,而是在整个生命中来完成自己的。这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

对于人来说,永远没有完成时。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人类整体而言。

在去年的启动仪式上,我曾经引用周易六十四卦中最后的两卦,一个是既济,一个是未济。既济是第六十三卦,看起来似乎是完成了,但是未济是第六十四卦,一切都没有完成。其实有一天当我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会知道,其实留下不会是一个完美的句号,更有可能的是一个无奈的省略号。有的人可能情感丰富一点,会留下一个叹号。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会留下任何符号。对人类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面临太多挑战,这足以促使我们来重新思考人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围绕着这个主题,这次大会分了五个大的方向:自我、社群、自然、精神、传统。我们就是要呈现人在完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宽阔性。

为什么商业需要哲学?其实我们可以向其它领域来提出相同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政治需要哲学?政治哲学是历次哲学大会中最受关注的知识和学术领域,我们收集到的学术论文中数量最多,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域中对问题的兴趣。为什么科学需要哲学?科学哲学在世界哲学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艺术需要哲学?我不是做商业哲学的,没有资格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我有一种直觉。作为人类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商业,必须在整体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思考中间理解自身。换句话说,商业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是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关系到世界的整体。哲学作为对于整体的追问,商业可以借助它来思考自身,思考其在世界中的角色。

如果我们看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思考者,他们在提到商业哲学的时候都会提到商业哲学本身对于这些最根本的原则的关注,包括对价值,对商业的终极目的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技术上来讲商业哲学,在我看来,哲学有几点对于商业,或者说商业可以借助哲学来进行的一些思考。

第一点,我觉得哲学有两个特质,一个是相信,一个是怀疑。有的人强调某一个方面,比如有的人强调哲学家最根本的特质是怀疑。其实我们很多的思考都是从怀疑开始的,从对那些常识的怀疑,对相信的某些东西的怀疑,才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最持久的动力,帮我们一步步向最根本追问。但是哲学并不仅仅是怀疑,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很多的哲学体系最后都会停留在某个相信的东西上面。比如儒家就会停留在仁和义,这样一种价值的观念,礼和乐,这样一种秩序形态的相信上面。再比如阳明对于良知的一种确认和相信。相信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当中获得一种确定的东西,让一个人获得一种作为人的根基。这也是我们从事商业活动中非常稳定的价值。我看到过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讲商业哲学,他们讲的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确定的价值观,这种确定的价值观必须体现在商业领袖的身上,并通过商业领袖传递给每一个人,尤其是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我认为相信可以有一种大而化之的力量。我们之所以讲相信和怀疑,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认知,这个世界永远处于变和不变之中,正因为不变,我们需要有确定的东西,正因为有变所以需要质疑,变和不变同时存在,纠缠在一起。

第二点,哲学有两个关注,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价值。对于真理的追求,一直以来是从古至今的所有哲学家一个永恒的梦想,有的人可能会粉碎这个东西,认为真理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价值是存在的。我甚至认为,如果有一天哲学还能剩下些什么东西,那么价值可能会成为哲学最后的立身之地。我们究竟应该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来生活,应该如何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理解自我。

第三点,哲学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未来。现在很流行一句话,「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我们在当代总是面临这两个东西,但是否意识到了这两个向度是很重要的。我们能意识到历史的向度,比较容易去谈论孔孟、老庄、朱熹、王阳明,这很重要,因为这让我们去思考自己从哪里来。而且我从来不认为历史就仅仅属于历史,历史上的东西有的时候会通过某个人物揭示出来永恒的价值。另外我认为我们更需要关注于未来的向度,人和动物的区别还有一点在于,我们不仅是由历史创造的,还是由未来创造的。我们志于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这就是未来向度对于我们的创造。

第四点,哲学有两个触角,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人文。这是哲学本身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我很喜欢和科学家对话,我喜欢他们的直白简练,喜欢他们有时候对人的那种我非常不同意的理解。比如说我跟生命科学家对话,我问人是什么?他回答人就是被基因决定的存在。我从中看不到希望,只能看到命运。我不甘心由基因决定的命运,所以我们要保留哲学本身的一个意义。另一个方向就是人文,我们知道尤其是在科技,比如现在AI很热门,基因工程大家也都很关注,并已经成为了商业领域的投资热点。因为这是可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领域,所以哲学家必须要进行关注。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所,我们就是要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起去进行思考,思考商业,思考人类。谢谢大家!(本文完)

什么是“洛克文明底线”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

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

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一、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观,道德观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也是基于底线的道德,在群体中高扬道德,尤其是推崇高尚的道德,那无异是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他只谈底线的道德,这个底线的道德,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人的生命永远都是第一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任何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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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的,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破坏了人之称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

私有财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或者把人类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那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道德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

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也是正义本身。人类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


三、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的终级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生命与财产并不是人的最终追求,并不是人的最终归宿。自由才让生命大放光彩,才让财产展示人性的光辉。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

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利己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

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是专制者的自由,是权力者的自由,是给自由以毁灭性打击的自由。“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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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

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凡是违背政府目的的政府,就是暴政政府。凡是违背政府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者,就是叛乱者。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唯一的标准。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

洛克对违背政府目的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暴政持续下去,“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遭到强力的反抗。”人们就会“以强力对付强力”,人们就“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为了维护人权与自由,人们必然具有反抗的权利。

叛乱是对政府的叛乱,是对政府的颠覆,洛克认为社会的叛乱是果,而不是源,源在于政府和个人滥用政府的公共权力。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政府守法,是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

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洛克做到了,洛克也因此不朽。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少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全。这虽然是常识,我们社会缺的恰恰是这常识。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纪伯伦:我们的奴性,总是和尊严并驾齐驱


人是生活的奴隶。奴性用凌辱遮住人们的永昼,用血泪淹没了人们的长夜。从我降生之日到现在已经有七千年了,但我所见到的只是驯服的奴隶,以及用铁链锁着的囚徒。

我走遍了全世界。在生活的道路上,我经历过光明与黑暗,从定居在窑洞里的人到往住在现代建筑里的人我都见过。但至今我所看到的,只有被重负压弯了的头颅,被铁链锁着的双手和跪在偶像面前的双膝。

我随着人们从巴比伦到巴黎,从尼尼微到纽约。到处我都看见砂地上足印的旁边有镣铐的痕迹,森林和溪谷重复着积年累月的世世代代的呻吟。

我走进宫殿、学校和庙宇,伫立在宝座、讲台和祭坛的面前。在任何处我都看到:工人是商人的奴隶,商人是军人的奴隶,军人是统治者的奴隶,统治者是神甫的奴隶,神甫是偶像的奴隶,而偶像则是恶魔所幻化,是骷髅山上的幽灵。

我走进权贵们的府第,又走进贫贱者的茅舍。我到过装饰着象牙与黄金的华屋,也到过群集住绝望的幽灵与死神的斗室。我看见婴儿从小就养成了奴性,孩子们一边识字,一边学着服从,小姑娘穿着以温顺、柔和当作衬里的衣服,妇人们躺在屈辱与听命的卧榻上。

我和一辈又一辈的人们在一起,从刚果河走到幼发拉底河畔,到尼罗河口,到西奈群山,到雅典的广场,罗马的教堂,到君士但丁狭窄的小街,到伦敦一幢幢高大的楼房。我看见奴性总是和荣誉、尊严并驾齐驱。我看见少年的男女们在祭坛上作为牺牲,奴性被尊视为神;斟上美酒与香露,称颂奴性为统治者;人们在奴性的圣像前焚香,把他当作先知;在他面前下跪,奉他为金科玉律。

在奴性驱使下,人们自相残杀,却把这行为称作爱国;人们在奴性的面前俯首,说奴性是神落下大地的影子;人们遵从奴性的愿望焚房屋,毁村庄,却说这是平等和友爱;人们竭尽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奴性,说这是财富和经营……

奴性名目繁多,本质只有一个,它有许多形式,内部却始终如一。奴性——这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征兆多端的病症;孩子们从父辈那里把它和生命一起承受下来;岁月把它播种在时代的土壤里,然后收获,就像在一年中的一个季节里收获另一季节的果实。

这就是我遇到过的奇形怪状的奴性。



盲目性——它把今天的生活和过去父辈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它迫使人们在心灵的传统面前低头;它使年轻的身体充满了陈旧的精神,把它们变作一座座只有骨灰和腐物的坟墓。

哑奴性——它把男子配给可憎的女人,把女子变成她所厌恶的男人的床褥;弄得他像脚上穿了一只太窄的鞋,而她就像那肮脏的脚底下的草履。

聋奴性——它强迫人们迎合人群的口味,涂他们喜欢的颜色,穿他们喜爱的衣服,它把人们的声音变成了回声,把人们的身体变成了影子。

跛脚的奴性——它迫使强者在骗子手们面前低头;迫使他们的意志服从于野心家们的怪癖;它把他们变成任随播弄的机器。

白发的奴性——它把孩子们的心灵从阳光普照的高处推往痛苦的深渊;这里贫穷和愚昧并肩徘徊,屈辱和绝望成为比邻;孩子们在苦难中成长,在罪恶里生活,又染上邪癖而死亡。



有斑点的奴性——它不按照物品的价值购买东西,不称呼物品本来的名字。它把欺诈叫作聪明,把空谈叫做博学;它说软弱是温顺,说怯懦是威严。

罗圈脚的奴性——它用恐吓来强迫弱者运转舌头。说些口是心非的语言和非出本心的愿望,这些好似一块块的抹布,任贫穷的手扔来扔去。

驼背的奴性——它用一批人制定的法律统治另一批人。

生癣的奴性——它把王冠授给帝王的子孙。

黑色的奴性——它咒署罪人无辜的孩子们。

为奴性而奴性——这是惯性的力量。

当我由于追随一辈又一辈的人而疲倦了,当我由于看着人们的奔忙而厌烦了,我就独自一人坐在这里,期待着自己报生的时刻。在这里,我看见一个苍白的幽灵,他凝望着太阳,独自彷徨。我问他:“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的名字叫——自由。”我说:“你的孩子们都在哪?”他回答我:“一个牺牲在十字架上。一个得病死了。第三个还没有降生。”

无 聊

周国平


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当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而又渴望有欲望之时,他便感到无聊。

兽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兽活命而已,只有纯粹的生存。神充实自足,具备完满的存在。兽人神三界,唯有夹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才可能有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作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是我们的全部所有。谁都不愿意时间飞速流逝,一下子就到达生命的终点。可是大家似乎又都在“消磨”时间,也就是说,想办法把时间打发掉。如此宝贵的时间似乎又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因而人们要用种种娱乐、闲谈、杂务隔开自己与时间,使自己不至于直接面对这空无所有而又确实在流逝着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分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愈是心中老悬着一个遥远目的地的旅客,愈不耐旅途的漫长,容易百无聊赖。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乃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孩子或者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目的意识淡薄,沉浸在过程中,过程和目的浑然不分,他们能够随遇而安,即事起兴,不易感到无聊。商人或者像商人一样精明的人,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的,以此指导行动,规划过程,目的与过程丝丝相扣,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分秒必争,也不易感到无聊。怕就怕既失去了孩子的单纯,又不肯学商人的精明,目的意识强烈却并无明确实际的目的,有所追求但所求不是太缥缈就是太模糊。心中弥漫着一团空虚,无物可以填充,凡到手的一切都不是想要的,于是难免无聊了。

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

无聊是意义的空白。然而,如果没有这空白,我们又怎么会记起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呢?当情人不在场的时候,对情人的思念便布满了爱情的空间。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

无聊的天性:没有能力为自己设立一个目的,创造一种意义。

中国,有过一种黑色的哲学


作者|余秋雨

诸子百家中,有两个“子”,我有点躲避。

第一个是庄子。我是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大灾难,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灾时要全家读《庄子》。这个暗示让我进入了一个惊人的阅读过程。我渐渐懂了,面对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另有一种语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诗化境界。由此开始,我的生命状态不再一样,每次读庄子的《秋水》、《逍遥游》、《齐物论》、《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张张与我有关的心电图。对于这样一个过于亲近的先哲,我难于进行冷静、公正的评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个是韩非子,或扩大为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过于亲近,而是过于熟识。权、术、势,从过去到现在都紧紧地包裹着中国社会。本来它也是有大气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制胜权谋,渗透到从朝廷到乡邑的一切社会结构之中,渗透到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之内。直到今天,不管是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还是听讲座、逛书店,永远是权术、谋略,谋略、权术,一片恣肆汪洋。以致很多外国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于这样一种越来越盛的风气,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实,这正是我们心中的两大色块:一块是飘逸的银褐色映照着悠远的湛蓝色,一块是沉郁的赭红色装潢着闪烁的金铜色。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后者,是怕迷失。

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于它们被选择成了中国人的心理色调。除了上面说的两种,我觉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黄色,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而老子则是缥缈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

我还期待着一种颜色。它使其他颜色更加鲜明,又使它们获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认为是颜色,却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

它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因此正是我的缺少。既然是缺少,我就没有理由躲避它,而应该恭敬地向它靠近。

是他,墨子。墨,黑也。

据说,他原姓墨胎(胎在此处读作怡),省略成墨,名叫墨翟。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号来称呼自己的学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的名称都表达了理念和责任,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责任。

设想一个图景吧,诸子百家大集会,每派都在滔滔发言,只有他,一身黑色入场,就连脸色也是黝黑的,就连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脚踝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颜色发言。

为什么他那么执著于黑色呢?

这引起了近代不少学者的讨论。有人说,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盖自己作为社会低层劳动者的立场。有人说,他想代表的范围可能还要更大,包括比低层劳动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为“墨”是古代的刑罚。钱穆先生说,他要代表“苦似刑徒”的贱民阶层。

有的学者因为这个黑色,断言墨子是印度人。这件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则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好奇。胡怀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个黑色的外国人,似乎是印度人;不仅如此,墨子学说的很多观点,与佛学相通,而且他主张的“摩顶放踵”,就是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证据。在这场讨论中,有的学者如卫聚贤先生,把老子也一并说成是印度人。有的学者如金祖同先生,则认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信徒。

非常热闹,但证据不足。最终的证据还是一个色彩印象:黑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对别的国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亚和南亚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种的后裔,并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这一观点的学者,常常用孟子的态度来反驳。孟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墨子很近,他很讲地域观念,连有人学了一点南方口音都会当做一件大事严厉批评;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学说,如果墨子是外国人,真不知会做多少文章。但显然,孟子没有提出过一丝一毫有关墨子的国籍疑点。

我在仔细读过所有的争论文章后笑了,更加坚信:这是中国的黑色。

中国,有过一种黑色的哲学。

那天,他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了鲁班(也就是公输般)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他立即出发,急速步行,到楚国去。这条路实在很长,用今天的政区概念,他是从山东的泰山脚下出发,到河南,横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过安徽,到达湖北,再赶到湖北的荆州。他日夜?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脚底磨起了老趼,又受伤了,他撕破衣服来包扎伤口,再走。就凭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让他与其他诸子划出了明显的界限。其他诸子也走长路,但大多骑马、骑牛或坐车,而且到了晚上总得找地方睡觉。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脚,一路走去,一次次从白天走入黑夜。黑夜、黑衣、黑脸,从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条去包扎早已满是黑泥的脚。

终于走到了楚国首都,找到了他的同乡鲁班。

接下来他们两人的对话,是我们都知道的了。但是为了不辜负他十天十夜的辛劳,我还要讲述几句。

鲁班问他,步行这么远的路过来,究竟有什么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讲话策略,就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请你帮忙,去杀了他。酬劳是二百两黄金。

鲁班一听就不高兴,沉下了脸,说:我讲仁义,绝不杀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来,深深作揖,顺势说出了主题。大意是:你帮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楚国本来就地广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牺牲本国稀缺的人口,去争夺完全不需要的土地,这明智吗?再从宋国来讲,它有什么罪?却平白无故地去攻打它,这算是你的仁义吗?你说你不会为重金去杀一个人,这很好,但现在你明明要去杀很多很多的人!

鲁班一听有理,便说:此事我已经答应了楚王,该怎么办?

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

墨子见到楚王后,用的也是远譬近喻的方法。他说: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车,去偷别人的破车;不要自己的锦衣,去偷别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盗癖。

接下来可想而知,墨子通过层层比较,说明楚国打宋国也是有病。

楚王说:那我已经让鲁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与鲁班一样,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与鲁班进行了一场模型攻守演练。结果,一次次都是鲁班输了。

鲁班最后说:要赢还有一个办法,但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我也不说。

楚王问:你们说的是什么办法啊?

墨子说:鲁班以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赢过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办了。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三百个学生已经在宋国城头等候你们多时了。

楚王一听,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国。

这就是墨子对于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实践,同样的事情还有过很多。原来,这个长途跋涉者只为一个目的在奔忙:阻止战争,捍卫和平。



一心想攻打别人的,只是上层统治者。社会低层的民众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骗去攻打别人,但从根本上说,却不可能为了权势者的利益而接受战争。这是黑色哲学的一个重大原理。

这件事情化解了,但还有一个幽默的结尾。

为宋国立下了大功的墨子,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是步行。在宋国时,下起了大雨,他就到一个门檐下躲雨,但看门的人连门檐底下也不让他进。

我想,这一定与他的黑衣烂衫、黑脸黑脚有关。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运用大智慧救苦救难的,谁也不认;摆弄小聪明争执不休的,人人皆知。”

在大雨中被看门人驱逐的墨子,有没有去找他派在宋国守城的三百名学生?我们不清楚,因为古代文本中没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确实有一批绝对服从命令的学生。整个墨家弟子组成了一个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

这又让墨家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黑色。

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派,也有亲密的师徒关系,最著名的有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是,不管再亲密,也构不成严格的人身约束。在这一点上墨子又显现出了极大的不同,他立足于低层社会,不能依赖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心领神会。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浓烈,是黑色黏土般的成团成块。历来低层社会要想凝聚力量,只能如此。

在墨家团体内有三项分工:一是“从事”,即从事技艺劳作,或守城卫护;二是“说书”,即听课、读书、讨论;三是“谈辩”,即游说诸侯,或做官从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认为最能干、最忠诚的有一百八十人,这些人一听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后来,墨学弟子的队伍越来越大,照《吕氏春秋》的记载,已经到了“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彻底忘我的牺牲精神,承担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他去世之后,这种感召力不仅没有消散,而且还表现得更加强烈。

据记载,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后来此君因受国君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难再坚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杀。自杀前,墨家首领派出两位弟子离城远行去委任新的首领,两位弟子完成任务后仍然回城自杀。新被委任的首领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听。按照墨家规则,这两位弟子虽然英勇,却又犯了规,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新任首领的指令。

为什么集体自杀?为了一个“义”字。既被委托,就说话算话,一旦无法实行,宁肯以生命的代价保全信誉。

慷慨赴死,对墨家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这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大众中,而且在今后的漫长历史上,都开启了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就从墨家渗透到中国民间。千年崇高,百代刚烈,不在朝廷兴废,更不在书生空谈,而在这里。

这样的墨家,理所当然地震惊四方,成为显学。后来连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但是,这两大显学,却不能长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差别的“兼爱”否定了儒家有等级的“仁爱”。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兼爱》篇说——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这话讲得很明白,而且已经接通了“兼爱”和“非攻”的逻辑关系。是啊,既然“天下兼相爱”,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

墨子的这种观念,确实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礼,也就是重建周礼所铺陈的等级?序。在儒家看来,社会没有等级,世界是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为了秩序来敬畏什么上层贵族。要敬畏,还不如敬畏鬼神,让人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督察之力,有一番报应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于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说,兼爱,也就是把陌生人当做自己父亲一样来爱,那就是否定了父亲之为父亲,等于禽兽。这种推理,把兼爱推到了禽兽,看来也实在是气坏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说,如果像儒家一样把爱分成很多等级,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总有一天也能找到杀人的理由。因为有等级的爱最终着眼于等级而不是爱,一旦发生冲突,放弃爱是容易的,而爱的放弃又必然导致仇。



在这个问题上,墨家反复指出儒家之爱的不彻底。《非儒》篇说,在儒家看来,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应该再追败逃之敌,敌人卸了甲就不应该再射杀,敌人败逃的车辆陷入了岔道还应该帮着去推。这看上去很仁爱,但在墨家看来,本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如果两方面都很仁义,打什么?如果两方面都很邪恶,救什么?

《耕柱》篇说,墨家告诉儒家,君子不应该斗来斗去。儒家说,猪狗还斗来斗去呢,何况人?墨家笑了,说,你们儒家怎么能这样,讲起道理来满口圣人,做起事情来却自比猪狗?

作为遥远的后人,我们可以对儒、墨之间的争论作几句简单评述。在爱的问题上,儒家比较实际,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层层扩大,向外类推,因此也较为可行;墨家比较理想,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但他们的“兼爱”难于实行。

如果要问我倾向何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墨家。虽然难于实行,却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就像天际的光照,虽不可触及,却让人明亮。儒家的仁爱,由于太讲究内外亲疏的差别,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迷宫,直到今天仍难于走出。当然,不彻底的仁爱终究也比没有仁爱好得多,在漫无边际的历史残忍中,连儒家的仁爱也令人神往。

除了“兼爱”问题上的分歧,墨家对儒家的整体生态都有批判。例如,儒家倡导的礼仪过于繁缛隆重,丧葬之时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样,而且居丧三年天天哭泣的规矩也对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儒家倡导的礼乐精神,过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费天下人太多的心力和时间。

从思维习惯上,墨家批评儒家一心复古,只传述古人经典而不鼓励有自己的创作,即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家认为,只有创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间之好。在这里,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个逻辑弊病。儒家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腾自我创新的则是小人。墨家说,你们所遵从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创新的成果呀,难道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们不就在遵从小人了?

墨家还批评儒家“不击则不鸣”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为了天下兴利除弊,“击亦鸣,不击亦鸣”的勇者责任。



墨家在批评儒家的时候,对儒家常有误读,尤其是对“天命”中的“命”、“礼乐”中的“乐”,误读得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误读中,我们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既然站在社会低层大众的立场上,那么,对于面对上层社会的秩序理念,确实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误读,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层社会终于排斥了墨家。这种整体态度,倒不是出于误读。上层社会不会不知道,连早已看穿一切的庄子,也曾满怀钦佩地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连被统治者视为圭臬的法家,也承认他们的学说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公认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也与墨家的理想最为接近。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上层社会万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经系统地抨击过儒家,上层社会也就很自然地把它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区隔出来了。秦汉之后,墨家衰落,历代文人学士虽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评价不高,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清后期。俞樾在为孙诒让《墨子闲诂》写的序言中说:

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霾终古矣。

这种历史命运实在让人一叹。但是,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国的社会改革家发现,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而那些数千年来深入民间社会的精神活力则应该调动起来。因此,大家又惊喜地重新发现了墨子。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中,故意不理会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独独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后来他又经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梁启超先生更是在《新民丛报》上断言:“今欲救亡,厥唯学墨。”他在《墨子学案》中甚至把墨子与西方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对比,认为一比较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他伤感地说:

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两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孙中山和梁启超,是最懂得中国的人。他们的深长感慨中,包含着历史本身的呼喊声。

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宝,黑色的光亮,中国亏待了你们,因此历史也亏待了中国。



我读《墨子》,总是能产生一种由衷的感动。虽然是那么遥远的话语,却能激励自己当下的行动。我的集中阅读也是在那个灾难的年代。往往是在深夜,每读一段我都会站起身来,走到窗口。我想着两千多年前那个黑衣壮士在黑夜里急速穿行在中原大地的身影。然后,我又亟亟地返回书桌,再读一段。

记得是《公孟》篇里的一段对话吧,儒者公孟子对墨子说,行善就行善吧,何必忙于宣传?

墨子回答说:你错了。现在是乱世,人们失去了正常的是非标准,求美者多,求善者少,我们如果不站起来勉力引导,辛苦传扬,人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善了。

对于那些劝他不要到各地游说的人,墨子又在《鲁问》篇里进一步做了回答。他说:到了一个不事耕作的地方,你是应该独自埋头耕作,还是应该热心地教当地人耕作?独自耕作何益于民?当然应该立足于教,让更多的人懂得耕作。我到各地游说,也是这个道理。

《贵义》篇中写道,一位齐国的老朋友对墨子说,现在普天下的人都不肯行义,只有你还在忙碌,何苦呢?适可而止吧。

墨子又用了耕作的例子,说:一个家庭有十个儿子,其中九个都不肯劳动,剩下的那一个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则这个家庭怎么撑得下去?

在《鲁问》篇中,墨子对鲁国乡下一个叫吴虑的人作了一番诚恳表白。他说,为了不使天下人挨饿,我曾想去种地,但一年劳作下来又能帮助几个人?为了不使天下人挨冻,我曾想去?织,但我的织物还不如一个妇女,能给别人带来多少温暖?为了不使天下人受欺,我曾想去帮助他们作战,但区区一个士兵,又怎么抵御侵略者?既然这些作为都收效不大,我就明白,不如以历史上最好的思想去晓示王侯贵族和平民百姓。这样,国家的秩序、民众的品德一定都能获得改善。

对于自己的长期努力一直受到别人诽谤的现象,墨子在《贵义》篇里也只好叹息一声。他说,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站起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时候却没有力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的过路人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帮他一把,将米袋托到他肩上。现在,很多号称君子的人看到肩负道义辛苦行路的义士,不仅不去帮一把,反而加以毁谤和攻击。你看,当今义士的遭遇还不如那个背米的人。

尽管如此,他在《尚贤》篇里还是勉励自己和弟子们:有力量就要尽量帮助别人,有钱财就要尽量援助别人,有道义就要尽量教诲别人。

那么,千说万说,墨子四处传播的道义中,有哪一些特别重要、感动过千年民间社会,并感动了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呢?

我想,就是那简单的八个字吧——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兼爱”、“非攻”我已经在上文作过解释,“尚贤”、“尚同”还没有,但这四个中国字在字面上已经表明了它们的基本含义:崇尚贤者,一同天下。所谓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

我希望,人们在概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时,不要遗落了这八个字。

那个黑衣壮士背着这八个字的精神粮食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他累了,粮食口袋搁在地上也已经很久很久。我们来背吧,请帮帮忙,托一把,扛到我的肩上。

中国人最大的缺点


周国平对话崔健

崔健:我觉得反思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当你跟年轻人在一起呆的时候,不断地想想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经历,就这种过程。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自然而然,其实你并不是中国的或西方的,你就是一个自然的人。

周国平:对,实际上就是跳出来,站在高处看,你就会发现,什么人种呀,国别呀,这些区别对于你是偶然的,所以是不重要的。作为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在东西方是一样的。

崔健:说得浅点的话,好像反思是西方的文化,比如宗教里的忏悔,好像中国不鼓励反思,而是鼓励一走了之和诡辩。

周国平:孔子还说“吾日三省吾身”呢,反思的目标不一样,中国人的反思确切地说叫反省,那完全是道德上的,比如和人相处得好不好,做人处世是不是符合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之类,西方人是追问一种看法、一个行为到底有没有根据。

崔健:后来我仔细想,中国人从个人看有好多方面是很强大的,相比之下好像是很聪明的,实际上是诡辩能力的强大。在这点上西方人不如中国人,看上去是笨拙似的,但实际上笨拙是他们的一种优点。他们有反思的能力,而中国人长期以来不反思,总是要诡辩,不服气,强词夺理,总是要找一种狡辩的模式,要找出压力让对方去反思,然后洋洋得意,结果时间长了,自己反而没有发展。所以,我们是赢了小头,丢了大头。

周国平:中国人的这种聪明,其实应该叫做精明。精明和智慧完全是两回事,但都被笼统地称做聪明了。精明是利益上的算计,人和人相处怎么样占便宜。智慧是从大处着眼,就是要使自己活得有器度,有尊严,有价值。

崔健:就像中国人一旦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首先就看看有没有空子可钻,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得到。前不久在报上看到过一份报道,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都说外国人是傻冒,到哪儿都一样。为什么?分析一下,才发现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在那儿聪明,其实那是别人已经想过的东西,别人已经不愿意这么做了。比如信用卡,中国人实际上没有那种信用卡的文化,就是什么都想逃。有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他有一个朋友,用人民币五分钱的钢蹦儿作停车场的投币,美国人是拿一块美元。这个人还对他说,我算是好的呢,还有人拿纸往里塞呢。

周国平:占一点小便宜,还自鸣得意。这种小事情其实很能代表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在小事情上这样,在大事情上就大器不到哪里去。



崔健:所以我就发现,中国人认为自己聪明、认为西方人傻的时候,他们首先就跟人玩错了一盘棋,其实下的不是一盘棋,彼此棋的规矩不一样。别人不理会你小人的时候,别人用别人的规矩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认为别人傻,就这种概念,这种错位。中国人内心深处好像都有一个信条,就是诚实无效,你要是诚实,别人就不愿意跟你合作,说你这人不可靠,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做事的技巧。

周国平: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只关心他怎么样在社会上不吃亏,有一技之长,有处世待人的机灵劲儿,认为这就是成功,很少关心一下怎样让他成为一个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自己内心就有使自己幸福的能力。

崔健:我感觉这幸福观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人问过,幸福观早就给定了,而且不是他们定的,好几代以前就定了,拼命给孩子压力。他们就没想一想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对我们最大的感谢、也就是父母真正的养育之恩是什么。他就必须成才,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可以老有所养了,他们就得孝顺了。

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模式,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错的模式,但他们从来不重视孩子幸福不幸福,而且是内心真正为孩子高兴,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们觉得你现在的幸福全是吃亏的,全是你不懂,我比你活的时间长,你的那个幸福是暂时的,你玩两天就知道我了,都是这么个概念,一代一代下来,所以年轻人总是错的。

周国平:他们觉得自己真是为了孩子着想,这都是为了他们将来好。中国人的幸福观目的性功利心特别强,没有那种享受生命就是幸福,生活愉快就是幸福,没有这种概念,物质生活比别人强那就是幸福。

崔健:所以,其实是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到底是愚昧还是开放。许多问题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我们生存的意义,我们能为与我们有共同文化的那些人做些什么。想来想去,发现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是个自然人,当你拒绝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一个畸形人,因为你在拒绝反思,拒绝看自已的问题,拒绝看别人的优点,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哪怕你搞的不是艺术,你也有这种选择,而且非常非常地平等,这是非常强的一种挑战。只有你不断地去反思,才能真正发现问题,这种能力对生命有重大影响,长期不想的话,就真麻木了,你完全可以随波逐流。

周国平:按照惯性生活下去了。人很容易这样,不动脑筋地活着,或者动点小脑筋,对付每天遇到的具体问题,不跳出来看看自己的总的生活状态。

崔健:而且你可能生活得很好,更好,只是在物质上,但你的这一面完全麻木。这个东西也许不是一个生活环境的问题,只要你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

周国平: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区别真不是人种上的,国别上的,而是灵魂上的。